鸭！四十万？

国宴用鸭：

陈进山今年59岁，是万宁市后安镇潮港村一名养鸭的农民。2017年11月，他成立了万宁笑康南海和牛养殖产销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笑康养殖合作社”），开始从事海鸭养殖。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陈进山养殖的海鸭严重滞销。在当地政府的提倡下，便开设了淘宝店并在网上销售。2019年11月至2020年6月期间，陈进山曾将海鸭供给深圳五洲宾馆，并有发票凭证。“那家宾馆属于国宴宾馆，他觉得很自豪，所以在淘宝店铺标题、名字和包装上，我们体现了这个东西（国宴）。”正是出于这番想法，他们将开设的淘宝店店名定为“国宴用鸭笑康牌飞海鸭”，店内销售的“国宴用鸭-笑康牌飞海鸭（海上海鸭农场）”、“海鸭蛋-笑康牌飞海蛋（国宴用鸭）”，也标注上了“国宴用鸭”字样。陈进山的淘宝店自2020年2月至10月，共销售58只海鸭，销售金额为8691元，违法所得568.4元；因当事人在线下销售的海鸭产品未进行销售口账登记，所以线下产品销售金额无法计算。

直到2020年10月，综合行政执法局来人检查时，他才知道自己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1月14日，陈进山收到了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在销售家养鸭子系列产品上标注“国宴用鸭”等字样的“使用广告违禁词”行为，他被罚款40万元。该综合行政执法局在相关听证会上表示，对该合作社处罚40万元，主要依据《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来执行，因为合作社在销售中没有产生广告费用，拟处罚定在20万元至50万元范围内，故作出40万元的处罚决定告知。2020年12月21日，执法局向陈进山送达《行政处罚处罚告知书》，告知其拟处罚款40万元。陈进山不服，提出听证申请。目前行政复议还在进行中。

鸿茅药酒：

2017年12月19日，广东医生谭秦东在“美篇”的个人主页上发表题为《中国神酒“鸿茅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的文章，点击量达2000多次。12月27日，凉城县公安局接到鸿茅药酒公司报案，鸿茅药酒厂家称，有两家企业和七位市民取消了鸿茅药酒订单，给企业造成损失142万余元，谭秦东的文章损害了商业信誉。2018年1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公安局办案人员来到广州，跨省对谭秦东实施抓捕。同时大量新闻网站对于事件进展进行了实时的报道，新华社、北京青年报、法制网发布的《穿越大半个中国来抓你？新华社发文三问鸿茅药酒事件》、《医生吐槽“鸿茅药酒”被跨省抓捕：文中没虚假事实》、《鸿茅药酒事件引企业健康发展四问》成为传播的热门文章。

那么鸿茅药酒到底是神药还是智商税收割机呢？《人民日报》报道，鸿茅药酒广告曾被江苏、辽宁、山西、湖北等25个省市级食药监部门通报违法，违法次数达2630次，被暂停销售数十次。但是，内蒙古食药监管理局作为监管部门和广告批文核准部门，却一路为鸿茅药酒广告“开绿灯”。从2016年开始，鸿茅药酒开始了新的广告策略，其通过植入广告频频出现在热播影视剧中，在电视剧画面中，鸿茅药酒常常和食物一起摆在餐桌上。为此，作为党媒的《人民日报》在报道中提出质问：谁是它的护身符？

医生谭秦东出狱后，大家的目光聚集在鸿茅药酒会被如何处理的时候，这件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了，只有鸿茅药酒一篇潦草的道歉信，而且仅仅对事件做了道歉，而对产品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如今的鸿茅药酒依旧还在广而告之，还在各大电视台轮番投放着广告，擭取着丰厚的利润。卖鸭子的农民因为违规使用了国宴用鸭这个违禁词被狠罚了四十万，而违法2630次，夸大疗效虚假宣传被各地处理过数百次的国药鸿茅药酒却可以堂而皇之的使唤当地警察远赴几千里地抓人为自己维权，即便是在事件中轰动全国，被官媒点名批评之后，依旧还能屹立不倒，继续收割，这种情况属实让人费解。“我们拿命都交不起罚款，一家人住的都是瓦房，八口人年收入一共两万元。”农民陈进山得知自己因为一句国宴用鸭被罚这么多钱以后喃喃自语，而全国轰动的鸿茅药酒却可以继续挥舞镰刀，难道真的是那句杀一个人,他就是罪犯, 能杀一万人,他就是国王的另类演绎么？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如果涉嫌虚假广告宣传，则应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广告费3-5倍的罚款。那么该农民在淘宝直通车中消费的178元广告费是可以作为凭据的，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农民在市面上自由销售的鸭子只有在行政机关拿出真正的证据统计后才可以作为处罚依据，而本案中的海南万宁市综合执法局依据的标准是《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执法部门在该基准的基础上做出了基本上顶格的处罚，与农民在本案中的收入相比，简直让人目瞪口呆。如果以此类推，那些用鸭子肉做牛肉干的不法商家，那些用鸡肉当牛肉卖的家伙不枪毙五分钟都不够解恨的。

从这件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法律的漏洞之处，缺少量化的标准，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执法者的权力。但在实践中，执法部门实施行政处罚随意性大，畸轻畸重甚至显失公正的情况屡有发生，甚至有人将自由裁量权称为“橡皮筋”。具体到个案处罚中，不同的执法人员对处罚标准尺度把握不一。各项法律法规的处罚幅度也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比如无照经营，最高罚款额50万元，最低罚款额500元，相差悬殊。这里面巨大的差额让个别执法人员利用漏洞谋取私利，而事实上在我们的法律中类似的权力寻租漏洞数不胜数，原因就是同案不同罚，同案不同罪。

我们的公安，工商，城管等部门被赋予了过多的执法权，国家应该把这其中的部分执法权收回，仅保留侦查，取证即可，最终的处置权交给法院，交给法官处理，而不是让这些缺乏职业能力的二把刀行使本应该由法律决定的事情，过多的执法权在他们手里被滥用，被凭心情使用，造成了执法过程中的黑洞，小事变大事，大事变坏事，基层部门任意妄为，利用手里的权力吃拿卡要，无事生非的情况比比皆是，老百姓苦不堪言，造成巨大的怨言与矛盾。拘留十五天还是拘留三天，罚你五百还是五万，是私下处理还是交给公安机关等等自由决定权在某些人手里成了发家致富的超能力，希望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度尽快把这些漏洞补上。